洞庭以南，为广袤的潇湘之地，湘水北流，沧浪滔滔，湘水是哺育湖南人的母亲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湘江蜿蜒北行，由涓涓细流，接汇诸支流之水而成波澜壮阔的大河；湘江几经回转，流至湘潭县西河镇口时，有水自西而东浩荡来会，这就是涟水。
涟水乃湘江中下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湘中新邵县的观音山，全长流径公里，流域面积平方公里，涟水同湘江、资江均属于古云梦水系。
早在秦汉时期，涟水流域地处荒僻，未曾开化，是荆蛮三苗故地，尤其是涟水中上游，湘中腹地，时虽已归辖中央，属湘乡县之西陲，称为上里，直至唐宋之交，人烟仍然稀薄，实为梅山峒蛮势力控制的区域范围。
据元朝宰相脱脱总纂的《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千里，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历代梅山峒蛮据于此，依仗山高林密，谷幽涧深，几乎与外界隔绝，且异常勇猛凶顽，长期与朝廷抗衡，历朝统治者试图通过武力平服，但都未见成效。
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年，朝廷遣章惇为经略湖南北察访使全力招抚梅山峒蛮，梅山峒蛮始得归服，“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划梅山峒蛮地新置安化、新化二县，析湘乡县西北的常安、长乐二乡之半归安化县管辖；次年，于涟水中游的灰箕铺形成集市，始称“楼底市“。
自此，其地方有“娄底“之名，一直被梅山悍风排斥、阻滞于外的中原文化才得以开始浸染到这一片化外之地；涟水河中上游，湘乡县上里地区，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迎来了一次人口大规模跹踄的高峰，刘、彭、胡、李、成、蒋、陈等诸姓族众相继由赣入湘，跋山涉水，逐涟水而上，聚族而居，筚路蓝缕，开荒拓芜，遂繁衍生息于斯。
娄底东约十里，涟水河边兀立一线山峦，石牌子山，又名梅子山，山上曾筑梅山寨堡垒，娄底以北的洪家大山现尚有梅山殿等旧名，至今娄底民间依然存在信仰充满典型巫傩色彩的“梅山”神，或可作为娄底受中原文化影响滞后，开发相对较晚的一个佐证吧。
自娄底老街下流约十多公里，西阳河自北向南注入涟水；西阳，以方位而得名，其地当湘乡县城之西百里，乌石峰之南，涟水河之北，山南水北曰阳，合而称西阳；西阳旧属湘乡县域上里娄底镇之三十七都丰乐乡，新中国成立后析置西阳乡，后又改镇，现今为大埠桥街道办事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置郡县，同文字，修驰道，即有从江西横贯湖南的驿道干线经湘乡、娄底至蓝田、新化、安化、溆浦入贵州，其中湘乡到娄底段，由东往西，出湘乡，经濠塘口、泉塘、锦屏市、潭市、十里石、普安堂、棋梓桥、谷水、陈家湾、鸟鹊仑、雷公桥、澄清渡，至娄底望湘门，全程60公里，西阳恰处于交通要冲，而发源于洪家大山梅山殿的西阳河，在汇集各大小溪水后，水量充沛，流速湍急，横亘当道，将湘娄驿道拦腰截断，实成为人马来往、消息传递的一大阻碍。
古时铺路修桥，多为历代士绅、族众、殷实富户及商民纠捐倡助，明朝万历四十四年，重修湘乡县城至娄底的驿道，西阳当地的乡宾成绍秀与义民彭国银积极响应，义务担当修造主事，于是捐资鸠工，乡民皆群相效仿，以成绍秀、彭国银为首组织共募集黄金余两，准备在西阳河上修建一座桥梁，彻底解决舟楫不便的障碍，方便行旅通达，造福于后世子孙。
说到修桥，西阳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有三个石匠都想承建这座石拱桥，主事成绍秀对他们说，你们三个用一块整石各造一物来，届时通过评品后再定。
不久，第一位石匠雕琢了一方算盘，91颗算珠可以拨的嘀溜溜的转。第二位石匠镂刻了一只鸟笼，小鸟站在横杆上可以转圈圈。第三位在东山上凿了半边水缸，又在西山上凿了半边水缸，把两边水缸抬来合到一起，盛上水竟然滴水不漏，真是天衣无缝。成绍秀便把他们叫来，决定由第三位石匠领头来建造这座桥梁，其余两位石匠来协助他。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桥梁通过近两年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终于落成；成绍秀、彭国银等乡贤邀时任湘乡县知县的杨栋朝亲临竣工现场视察，应众乡民之所请，杨栋朝欣然援笔作碑记，并将此桥命名曰：永济桥。
这位来自云南的知县在《永济桥碑记》中抒发着种种感慨：“湘乡星沙之上邑也，邑西南百里曰西阳…当孔道，民病于涉；余于丙辰绾符兹土，将兴一邑之利除百年之害…”
“佥曰：西阳之桥修之宜亟，于是捐俸鸠工，择人任事，而乡宾成绍秀、义民彭国银好善乐施，秉人仗义，悟因果之理，宏福慧之基，闻而欣然，悉力从事，始谋之国学生，而成绍秀熏沐申疏求祷于神，彭国银首捐银谷，成绍秀、彭国银继之，兼四方善士皆捐资”；
“凡桥之墩有四，圈有三，高三丈有奇，长三十余丈，石以丈计万有奇，米以石计千有奇，工以金计千二百有奇，经始于万历丙辰十月朔日，落成于万历戊午八月十九日”。
他又写道：“基址坚固，规模宏敞，真所谓力将岸争势与空斗，就之则虎峙，望之则虹舒，夷一地之险，惠四方之民…始之日子来继继，成之日行者融融，夫世之处丰盛者，或骄而吝，或侈而靡，如成与彭者，殆难其人…”
自此，永济桥雄峙于西阳河上，气势磅礴宏伟，庄重沉稳，而又不失典雅；永济桥所用材料全为青（麻）石，桥长米，高12米，宽6米，为四墩三孔石拱桥，由巨石券拱而成；均用高0.8米，宽0.6米，长数米的巨型石条砌成封闭式桥栏，其中最长的一块条石长达7米。
桥沿南侧中部，用十余块小石板拼砌一方神龛，龛呈房屋状，人字型屋顶，屋脊雕双龙戏珠图案，正面有一券拱门洞，券门额镌刻“永济桥”三字，门沿饰以网格纹；券拱门洞两侧，阴刻两幅楷书对联，外联为：“永寿金石，济世津梁”，内联为：“长资保障，共庆安澜”，两幅联句皆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求，希望永济桥坚若磐石，能够世代永固，更希望生息于西阳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长享太平；同时，又将桥名及这种祈愿圆满之意巧妙地藏于联首四字，即：“永济长共”。
神龛下设供台，饰刻有浮雕麒麟图，龛内供奉杨泗将军神位镇守此方，四时祭祀；杨泗将军，又称斩龙杨泗将军，最初系源于湖南民间的道教水神，因传说其斩除蛟龙、平定水患、镇妖压邪之功，被民众广泛信仰，视为镇水之神明，至于杨泗将军到底是由谁演化而来的，说法不一，民间亦演绎出多种版本，一说他的前身是一位治水有功的将军，一说他是一位敢于斩杀危害百姓孽龙的勇士，更有一说他就是南宋农民起义的领袖杨幺。
可不管哪一种传说更接近于事实，或者全部都来源于杜撰，望着供台上袅袅升起又消散于空的一缕缕香烟，在风中曳动的烛火，供奉的果蔬牺牲以及乡民们匍匐于供台前顶礼膜拜的身影，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眼前的这一切视为封建迷信，心怀虔诚，我们不妨将其释读为一种对先贤、对自然最为朴素的敬畏。
桥头两端，各立高约1.5米的石狮一对，共四尊，均蹲坐于地，垂耳耷尾，环眼咧嘴，浑身尽透慵懒之情状，四狮又呈侧首注目状，神情无不脉脉，相互呼应，憨态十足，洋溢着友好、关爱、倾于倚昵的温驯之情；四尊石狮虽然丝毫也没有威猛、凶悍，给人以震慑之力的神色，但其肌肉凸鼓，体态健硕、壮实，依旧呈显狮子作为百兽之王的风采，这也体现了明代石雕狮子体貌神态上的一大艺术特征。
石桥两端以条石垒阶，坡度平缓，抬阶而上，两侧又雕设小石狮子各四尊，惜因风蚀雨侵，悉数破损，乃至面目全非，但从其造型来看，依然可以感觉到这四尊小石狮萌态可掬的模样，仿佛在放肆玩耍，又仿佛在尽情撒娇……
桥面中轴线，分别对称嵌有圆形石雕云龙图案两块，并饰雕如意莲花纹相衬，雕工异常精美；尤为惊奇的是桥墩下端贴近水面处，雕刻有蜈蚣图案，蜈蚣刚从洞中爬出半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非常富有动态感，其构思、想象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相传蜈蚣为百毒之首，以蜈蚣据此，寓意虫蛇蚁兽均能避之，当无损于桥乃至地方。
永济桥建造完工以后，曾于桥中部搭建木结构房屋数间，上覆青瓦，供护桥人值守，称“桥公所”，作为永济桥专门的管理机构，后悉数被毁，仅余碑刻残迹；为保护永济桥，从桥身承重安全计，桥头两端皆以楷书勒石为铭：“永禁车轮”，禁止任何车辆从桥上通过。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在永济桥建成后的几百年间，西阳成、彭后裔偕同陈姓多次进行补修，并置公田20亩，作为永济桥永久性的维修基金；
清光绪八年，时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返乡探亲，出资对永济桥进行修葺改建；相传乡民们为感谢杨昌浚的捐助，于完工的那天邀请他去试桥察看，当杨昌浚从官轿上走下来时，前来迎接的主事出于敬意向他问安：“大人一路走下来劳累了”。而杨昌浚边走边回答：“不劳（牢），不劳（牢），一点也不劳（牢）”，主事听罢，误以为这是杨昌浚对桥的评价，心里感觉特别委屈，忍不住回敬了一句：“牢也年，不牢也年”，哪知杨昌浚听后并未生气，只是颔首微笑说：“好，好，好！”这时，人们才知道，杨昌浚是在试探主事，以此来了解桥梁的建筑质量。
就湖南省境内而言，应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拱桥，拱桥是在湖南现存古桥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拱桥从构造上讲，又分为陡拱、高拱、半圆拱、尖拱，这些拱桥形式不但增加了桥面高度，而且拱跨长度相对短小，永济桥采用的却是拱角小于°的圆弧拱，这种趋扁的圆弧拱可在不加高桥面的情况下，加大拱跨长度，降低桥面与路面的高差，同时减少桥墩数量。
而拱形越扁，拱往两边的推力也就越大，这在建筑工艺上要求的标准就越高，增大了桥梁设计及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度，必须做到每一个石构件的精确度不出丝毫误差，才会使石构件之间严丝合缝，结构严谨，方可保障桥梁坚固耐用。
永济桥为典型的三孔扁圆弧石拱桥，在古代石拱桥中，实为不可多见；如今，永济桥屹立于西阳大埠村与胜昔村之间的西阳河上，历经四百年风雨沧桑，浪打涛拍，但石块与石块之间咬合得依然紧密，稳固如初，整体上没有出现一丝裂隙，不能不感叹先人们在桥梁设计、建设上的巧夺天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而今永济桥碑、桥亭已复不存，“桥公所”仅余碑刻残迹，“永济桥”之名也不知从何年何月始改称为大埠桥，昔日与永济桥遥相呼应的吉祥寺、诸夏观早已成为一堆瓦砾，为田畴丘墓所覆盖，唯永济桥独存，只是桥上游子归人、贩夫走卒川流不息的景象皆成过往，桥头人喧马嘶、呼茶卖浆之声都归于沉寂，曾经的通衢被萋萋荒草掩没，永济桥默然兀立于水的中央，孤寂、落寞或是淡泊，也许一只栖落于桥上的白鹭能给它些许的慰藉；而西阳河水依旧静静淌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逝者如斯，历史往往只留下一团波诡云谲的背影。
成绍秀，字竹轩，这位以资财雄于邑里的乡村塾师，闲暇之余，亦喜风雅，偶或也吟咏几首“跨马过潭溪，莺鸣绿柳堤，水清鱼见跃，风静浪来稀”之类的诗句，当他经理主修永济桥时，或许与彭国银（字松岩）一样怀着同样质朴的心思，修桥补路，行善积德，以得阴骘之功，泽被后世，荫及子孙；果然，成氏、彭氏之繁衍亦可称得上昌达，均成为西阳一方盛族，而其后裔子孙中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其中就有成绍秀的一位嗣孙叫成忍斋的，于道光十八年与曾国藩同榜高中进士。
同治《湘乡县志》曾如此描述西阳，“其间平畴千顷，泉甘土肥，可称佳境”，西阳实为膏腴富庶之地，素称鱼米之乡；也许让成绍秀、彭国银不曾意想到的是，其斥巨资建造永济桥的义举持续影响了当地几百年，修路、建桥、置渡、救济孤寡、捐助学院、举办族塾等善行络绎不绝，尤其到了近现代，白鹭湾罗信南、罗申田、罗辀重、罗季则、罗彦谋等祖孙三代，积数代之功，以全部家产投入，创办陶龛学校；蒋杰斋、蒋孝原叔侄毁家兴学，尽捐田产亩以及校舍与成氏合办春元中学。
陶龛与春元，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才，声誉斐声海内外；他们一批又一批从陶龛与春元、从西阳这片土地、从永济桥上走出去，走出涟水，走向滔滔湘江，又走出荆楚大地，义无反顾，投身到抵御外侮、寻求中华崛起的浩浩洪流中去；有的人甚至为之抛舍生命，埋骨他乡。
宋希濂，今双峰溪口人，早年就读陶龛，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富金山战役、沙窝雨战役、武汉会战、滇西抗战，战功赫赫，成就一代抗日名将；
周华封，西阳人，就读陶龛，早年加入中共，后隐瞒身份参加国民党蓝衣社，在北平策划刺杀日军杉山大将、喜多中将和王克敏等大汉奸的行动，事发被捕，宁死不屈，留下：“吾为国事，今已身殉，从容就义，古人难之，吾获师承相国文公，凛存燕都之正气，虽死犹生！”遂被杀害于北平，时年32岁。
蒋孝彰，西阳蒋家湾人，在美国留学攻读化学玻璃专业期间，不顾挽留，毅然回国，力主抗日，新中国成立后，所研制的微晶玻璃，成功地应用于导弹工业。
陈素，西阳陈家湾人，曾就读于春元，中共地下党员，为革命奔波一生，湘乡、长沙、重庆、咸来、延安、延吉，随大军南下，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直至文革时含冤去世。
成希颙，西阳上元人，通晓四国文字，曾主持康藏公路总工程师，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原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盛赞他“忠心可敬，人才难得”。
傅定梅，西阳和家人，就读陶龛，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义勇军抗击反动军阀许克祥，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徐州牺牲，年仅22岁。
成本澄，西阳洋卜塘人，就读春元，后投笔从戎，黄埔军校第九期毕业，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师，对日作战时在昆仑关战役中英勇牺牲……
张天翼、成圣昆、彭叔陶、陈一诚、姜亚勋、罗尔纯、肖一苇、陈明、罗光裳、聂昭良、刘雪初、李欣吾、李孝达、陈其文……他们一个个都曾受到过西阳这片沃土的滋育，这一个个名字都闪烁在潇湘大地上，熠熠生辉。
曾几何时，西阳不单是一块丰饶之地，更是一块从善如流、礼敬有加、学风蔚行的儒雅文明之地，地杰因之而人灵，永济桥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开端。
“夫世之处丰盛者，或骄而吝，或侈而靡，如成与彭者，殆难其人”，此风气自此蔚然，且在西阳一脉相承，成就了一代又一代足以光耀三湘、镌刻华夏的历史人物，这不能不说乃赖成绍秀、彭国银领头捐修永济桥开先河之功，于西阳而言，其之所以久盛不衰，或许永济桥上的藏头联句早已作出了颇具寓意的注释：“永济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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