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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男孩”情怀重逢读者追问“理想去哪了”
共鸣
廖厂长的故事引发了一场数百读者关于年代、理想与情怀的激辩。
信念
廖厂长说，人生的每个重要拐点，所做的决定都基于各方原因，但理想主义之火一直在我心中。
低调
廖厂长认为他只是个平常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做了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大上。
“老男孩”吴晓波找到了廖厂长，25年前的故事有了新篇章。
我们为什么围观这场寻找，热爱这个平凡的廖厂长?
“理想去哪了?在很多人倾心逐利的年代，他俩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精神!”24日清晨，吴先生打进本报热线激动地说。
对廖厂长与吴晓波而言，寻找远非唯一目的，只是起点。它也远非“理想故事”的全部。
他们的故事，引发了一场关于年代、理想与情怀的激辩。
廖厂长不仅是一个资助“吴晓波”们的企业家。他的更多故事里，有着远超一个企业家的使命感，也藏着湖湘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流着年代青年人理想主义血液。
“首富”同窗
最早的万元户，感恩的下海实业派
廖厂长，真名廖群洪，今年52岁，湖南娄底涟源人，出身书香门第。在他们村里，流传着两个故事，一个关于梁稳根，一个关于廖厂长。
长沙市涟源商会执行会长龚黎明跟廖厂长同村，他回忆：年，两个人同时考上中南大学，因为同是老乡，两人交情甚好，一次梁稳根的女友要来长沙，家境贫寒的梁稳根苦于无衣闷闷不乐，廖群洪发现了他的变化。他想起了自己刚好有一件新做的西装，主动借给了梁稳根，还给他塞了25元钱。这让梁稳根很是感激。
两人毕业后，梁稳根去做了实业，后来成为三一重工的掌舵人，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廖群洪被分配到了陕西一军工厂做技术，年被娄底市科委作为技术人才引进。后离开体制，开始干实业，成为了涟源最早的万元户。
龚黎明回忆，廖厂长赚得第一桶金后，就开始回报。几个舅舅在外做事，只留下一个舅舅照顾外公外婆，廖厂长对留在家里的舅舅一直心存感念，自己赚钱后，花了四万多元给舅舅买了一辆东风牌的小车，一时间羡煞乡邻。
“从这两件事看得出，廖厂长对朋友很好，对家人很好。”
理想年代
几百人的学习会，想翻译马克斯·韦伯的工人
廖厂长回忆，年代思想开放，青年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在陕西的那间工厂，他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书籍。
当时工厂图书室有一套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整个军工厂只有他一个人看。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知识，他常常组织工人们学习，学习小组从几个人慢慢发展到几百人，乃至于厂里的团委书记要开会了还要问他：“你今天有没有组织工人学习?我想组织他们开个会。”后来，学习氛围越来越浓厚，还受到了陕西省里的重点推介。
廖厂长回忆，那个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买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从那里认识了马克斯·韦伯，知道了资本论，知道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理想社会是既有社会的整体意识，又有个人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这不恰恰跟当时中国的现实一致吗?看到这类思想共鸣，总让他感觉心潮澎湃。“可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我们就开始去翻译，连落实的人都想好了。”
情怀相逢
我和晓波是朋友，是同志，我们得共同完成这件事
廖厂长和吴晓波相遇之前，他正在娄底的一家工厂里组装机器设备。“那时候，很多国营工厂没有生意，我将业务承包给工人们，买很多啤酒放在车间，啤酒管够，活干完就直接发加班费。”靠着最开始的服务外包，廖厂长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他看到吴晓波和他的同学要开始南中国考察却苦于没有经费时，他给他们汇去了元钱。“我有资源，他们有想法，我们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这就是同志的感情。
理工科出身的廖厂长很相信磁畴理论。
物理学里面有一个磁畴的概念，所有磁力线的方向，只要夹角不大于90度，只要方向大体一致，方法就可以多种多样。“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容忍，需要有多样性。”
廖厂长一直坚持一个理想——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么多年来，这一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一想法屡屡碰壁。娄底的机械设备厂关门后，他先后去过广州、长沙等地，做过对外贸易，也涉足过IT行业，每当他小有成就时，那颗不安的心就开始“想东想西”。“我总想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社会的很多规则让我喘不过气来。”
他回忆，有很多次项目竞标，因为不愿意遵循社会潜规则，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说：“我的目标本来就是想去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现在却要我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达到这个目标，我宁愿不做。”廖厂长的妻子说，因为这个坚守，让他吃了不少亏。
“尽管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拐点，所做的决定都是基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情感的，有现实的，但理想主义之火一直在我心中。”廖厂长如是说。
我本平凡
廖厂长是我，但不全是我
《寻找廖厂长，对话吴晓波》的文章发表后，廖厂长接到了许多电话，有些是多年的好友，有些是以前的老部下，大家惊奇地发现，平时低调的老廖原来有这么大的能量。
廖厂长给记者回复的消息中写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大上，大家把我拔高了。”
他告诉记者，自己也被晓波笔下的廖厂长所感动，但“廖厂长是我，却也不完全是我。”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 廖厂长现在的生活里，甚少提及理想主义，但以实际行动不时出现。年前后，红星日用品城和绿色食品城已经开发多年，但一直没盈利，多商户常年维权，若这一问题不解决，难保稳定。在众多压力下，他啃起了这块硬骨头。通过多方的调查走访，最终引进了新投资商，重新盘活了这块土地。
“其实，我做这件事已经跟赚钱没有太多关系了，主要是想着要为那么多人解决问题。”
廖厂长“理想之问”对话新青年
寻找廖厂长，人们寻找的不仅仅是廖群洪本人，更是在找回自己心底那个善良、充满信念、充满正能量、胸有家国情怀的自我。
当年27岁的廖厂长今已中年，52岁的他不再和朋友夜夜畅聊“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动手去做，去解决身边人的困境。
面对当代年轻人，他会如何说，如何看?
9月24日，记者再次联系上廖厂长，期待这个“老男孩”与新青年们的对话。
对话青年
“崇高、高尚、伟大、光荣”是否常现
信仰、道德和敬畏是民族的脊梁
廖厂长说，而今，有家国情怀的坚定理想主义者似乎已经寥寥无几。
他问过几个很熟的学生，你们字典里“崇高、高尚、伟大、光荣”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这个问题出来后，年轻人倍感惊讶：“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民族文化里面没有高尚的东西，没有崇高，没有伟大，文明还有吗?”
在廖厂长的概念里，文明的进化史是一条河流，我们都是这条河里的一份子，这个河是要流的，如果每一个构成的分子没有了理想，那社会还有理想吗?我们要体认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你的历史作用在哪里?
年，廖厂长总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该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为民族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断探索。
廖厂长一直认为，人应该要有效忠对象，灵魂要有归属，没有归属的灵魂是孤魂野鬼，总会很痛苦，会不舒服。但现在很多人的效忠对象变成了自己，失去了信仰，没有了敬畏，卖假药、卖地沟油、过度医疗……“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敬畏，伤害了民族的脊梁。我们必须重构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精神传承
吴晓波将版税捐给公益
每年培训帮新记者成长
“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吴晓波从财经记者做到财经作家，职业规划都很明晰，从年开始，每年出一本书。他说，做这些已跟收入关系不大，这是对工作的一种尊重，自己从中能得到快乐。
同时，吴晓波也将这种精神传承了下去，他从年开始就将自己的版税捐赠给了公益事业，并且每年会开展培训，帮助财经记者。
吴晓波认为，年代的理想主义，家国情怀更重一点，现在的理想主义比我们更务实。它能用数据、用财富，用名利来量化。“对现在的80后、90后来讲，你说为国家干点事儿，好像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话题，可能会被人笑话。”
“你现在说我要去创造财富，这个是靠谱的。年代说的是都是为国家做贡献。那时候的理想主义，更纯粹，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讲，年代是一个很难告别的年代。”
幕后追问
一篇网文为何引起轰动湖南人家国情怀是根
长沙市涟源商会秘书长卢新世认为，廖厂长是一个符号，他的行为是涟源人的家国情怀在起作用。
涟源，地处湘中，乃湖湘文化与梅山文化交汇融合之地，既耕读多学，又尚勇善武。湘军载清史七十余将，其中涟源人占近三分之一。现代商界更出了中国首善彭立珊先生、中国前首富梁稳根先生等精英。每到历史的拐点，总有湖南人会站在历史的舞台上，要么改写历史，要么唤醒民众，要么参与其中，位卑未敢忘忧国。
巨资资助学生考察，且不求回报，还想自费翻译马克斯·韦伯全集，这些也许只有在那个理想主义光茫普照的年代，那群常聚在一起纵论天下的涟商才能做出。而理想主义，正是当今社会所缺失的，晓波寻找廖厂长的真正意义，应是这里。
理想回归，重新上路
理想大讨论
对话
廖厂长问年轻人，你们的字典里“崇高、高尚、伟大、光荣”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理想
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为民族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断探索。
思索
“廖厂长”是善良、信念、正能量和家国情怀的符号。
过去几天来，微博 吴晓波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春思新人，秋念旧友也”。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够让我们回忆起的人可谓多之又多，但能够让我们觉得“例外”的却少之又少。一段时隔25年的回忆与寻找之所以例外并引起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如野草般蓬勃生长的年代，社会经济的起步与思想的逐步脱贫让不少个体都急欲挣脱原有的束缚，开始了与理想有关的探索与寻找。当时，吴晓波与廖厂长虽身份不同，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有着共同追求的一类人，廖厂长对吴晓波等人七千元的资助并非单纯意义的公益性投资，也包含了对新生一代理想青年的认同，或者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有关理想的追寻。
理想所寄寓的空间不需要多大，这从当时二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只是在读大学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另一个经营着二十来人的小厂，每年利润几万元。一个心忧天下，意欲组织考察改革中的南中国，另一个 因为没有功利之心在其中，于是成就了这段纯粹又温情的回忆。吴晓波曾说：“进入年代后，中国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大家不再谈诗歌、谈文学理想了，聪明的脑袋都去做生意了”。理想的萎缩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几乎是必然之势，中国社会曾汪洋恣肆的理想之流也一时改变了方向，从“诗和远方”变成了最为常见的犬儒与势利。20多年前的那次出发与相逢，如同一个时代的底色，只存在于曾与理想并肩携手的人记忆深处，而风云激荡的社会翻涌出的理想主义及理想主义者，也逐渐失语于车马喧嚣的商业化之中。
25年过去，从理想主义年代走过来的二位在此期间从无交集，而在吴晓波此文传遍网络，媒体找到廖厂长后，廖厂长说：“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吴晓波还记得这事。”不少人盛赞这位湘中汉子的豪爽、热忱，从地域性格特征来说，此言非虚，但在理想主义疆域，地理、身份、性别这些元素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是因为共同理想而做出的共同举动。这在当时吴晓波计划考察南中国时可以印证，在廖厂长解囊相助却不提回报时可以印证，在年代因理想而吟游世界的群体身上可以印证，在多年之后仍能在秋夜忆及一次相逢也可以印证。
理想主义似乎是一个已经遥远的词汇，但它却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曾经的迷失过后，理想主义在变迁社会中已重新焕发生机，不同的是，它已由个体体现上升到了整体层面。经历了改革阵痛之后，曾经遥不可及的理想已落实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发展取向，在一系列经改、政改行动中，中国社会离自己的理想逐渐靠近，慢慢治愈迷失时期造成的肌体伤痛。如果说曾经的个体理想“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那么在“激荡三十年”后，理想的重新回归让每一个沉浸在理想回忆中的人又可以再次上路了。
（来源：三湘都市报）
（三湘华声·移动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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